2024年6月11日，由山東大學易學與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中心主辦的中國哲學回瞻系列講座第九期暨新哲學講談會第四期在山東大學知新樓A座115室舉行。山東大學易學與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中心暨儒學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林安梧作為主講人出席本次講談會，進行了題為“中國當代哲學的‘存有論’轉向：從‘兩層存有論’到‘存有三態(tài)論’的確立”的發(fā)言。本次講談會由山東大學易學與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李尚信教授主持。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fā)展學院教授傅永軍、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教授黃玉順作為與談人出席。

　　首先，李尚信教授在開場發(fā)言中對主講人及與談人一一進行了介紹，并對三位教授的到來表示了歡迎。

　　林安梧教授就本次講談會主題進行了發(fā)言。他對牟宗三由康德“現(xiàn)象與物自體”的超越區(qū)分所構造的兩層存有論，即“執(zhí)的存有論”與“無執(zhí)的存有論”進行了回顧與批判，認為這一以方法論的本質主義判定知性主體，又由知性主體開出民主與科學的策略是時代背景所倒逼的產物。他強調，人類文明的道德層面和知識層面本來就是一體呈現(xiàn)的，因而中國古代文明并非具有忽視知識系統(tǒng)的文化缺陷，而是由歷史因素導致科學在中國未完整實現(xiàn)近代化轉型。他還指出，此前當代新儒學所確立的知性主體將活生生的實存的人形式化、理論化、道德化、超越化，減弱了其在現(xiàn)實社會中的實踐意義；而對心性主體的過度強調也有違于傳統(tǒng)儒家“身心一體”的立場。

　　基于這一反思，林安梧認為當代儒學要從主體性的哲學回到一種“處所哲學”或“場域哲學”，即回到一種總體場域中存在的、本源的真實狀態(tài)，不再強調主客對立。他進一步介紹了“存有三態(tài)論”的基本結構，即從“存有的根源”“存有的開顯”到“存有的執(zhí)定”，也就是主客俱泯的即寂即感狀態(tài)、主客俱顯而尚未分化的狀態(tài)以及世界經由語言構造而顯明三個階段，而主體與客體、自我與他者即在這一過程中相互作用和轉化。

　　最后他談到，儒學原本就秉承實踐的人文主義立場，重視歷史傳承，而此前當代新儒家過于強調心性修養(yǎng)與內在冥契，忽視了社會實踐與歷史脈絡的重要性。他認為，當代中國哲學從“兩層存有論”發(fā)展到“存有三態(tài)論”，即蘊含了從形而上理論到具體實踐的轉向，能夠使得儒學成為一種既能回應現(xiàn)代社會挑戰(zhàn)，又能維護傳統(tǒng)價值的活潑思想，為人類文明提供新的智慧和啟示。他還強調，中國哲學不會只是研究哲學史的哲學，也不會只是西方哲學話語體系下“逆向格義”的哲學，而是在中西文化分庭抗禮的交談意義上建立起的中國哲學；當今的哲學建構也不應囿于中國哲學、西方哲學的門戶之別，而是要做天下的哲學。他語重心長地指出，立足于中國的經典、知識系統(tǒng)，將中國哲學轉化為能夠與世界對話的新的話語體系，并且實現(xiàn)對新的內圣外王系統(tǒng)的調整和建構，對于中哲學人來說將是一個相當艱苦的過程。

　　傅永軍教授指出，林安梧教授的發(fā)言內容體現(xiàn)了在中西對話思考下對天下哲學問題的關注，其存有三態(tài)論所試圖解決的是肇始于亞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學所遭遇的困境，即無法回答應在何種意義上理解存在這一問題。他進而就“哲學在今天何為”這一話題展開了論述，并基于對存有三態(tài)論由心性之學到實踐哲學轉向的反思提出了一個問題：在政治、經濟等學科已如此細分的今天，哲學這一內圣而外王的指向是否已經僭越了自己的職責？他援引了黑格爾“密涅瓦的貓頭鷹只有在黃昏時才會起飛”這一說法，認為只有一個時代走向黃昏時，其全部存在可能性都已經走到絕境的時候，象征智慧的貓頭鷹才會起飛，而此時哲學家的職責不在于摧毀和重建，而是在于預測未來。

　　他進而回溯了古希臘的哲學傳統(tǒng)，認為哲學家一開始的任務是非常清晰的，就是要面對世界一切事物回答“是”是什么的問題，但哲學家的各種解讀中存在著矛盾：一個事物如果脫離個體性的實存就不成其為自身，但規(guī)定一個事物成其所是的又是其所屬的一類事物的共同本質，也就是形式。他引申談到，以人為例，我們只有在一個人生命結束的蓋棺之時，才能對此人下道德評價上的定論；同樣，只有一個事物停止表現(xiàn)、本質完全呈現(xiàn)以后，它才是其所是。他認為，林安梧教授所批判的兩層存在論，對應的也是西方近現(xiàn)代哲學史對存在者的存在論和存在的存在論的區(qū)分，而存有三態(tài)論的貢獻就在于將割裂的兩者進行了彌合，并以三重形態(tài)建構存在的過程。

　　不過，他隨后指出，哲學家面對的世界已不只是客體，或者說，我們與存在的關系變了——只有在對之上手，與之歷史性地照面之后，存在才能成為存在，因而需要對存在論重新進行規(guī)定。他談到，哲學家永遠是超出時代思考的孤勇者，永遠是不被理解的說瘋話的人，因為他們絕不會局限于當下歷史來思考何為存在。他最后提出，如何面向未來思考本體論問題，與事物本身照面，以及如何使得這種思考進入語言并在語言中對人們敞開，是中國哲學當下最重要的兩項任務。

　　黃玉順教授首先指出，對于中國哲學學界來說，如何認識和評價牟宗三的哲學，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他表示，他個人的判斷看起來是矛盾的：一方面，在20世紀中國哲學的新開展中，牟宗三的哲學毫無疑問是最宏大、最深刻的。但另一方面，牟宗三錯失了20世紀的哲學最新進展，即現(xiàn)象學，特別是海德格爾的現(xiàn)象學；此外，在重建儒家經典系統(tǒng)的時代背景下，牟宗三直承宋明理學所推崇的“四書”系統(tǒng)，也是過時的。

　　其次，他談到了如何在師承關系基礎上推進哲學思考的問題。他強調，林安梧的“存有三態(tài)論”絕非僅僅在牟宗三“兩層存有論”的基礎上加了一層，而是完全不同的學術視野�；趯Υ嬗腥龖B(tài)論“外王”指向的關注，他指出，有人說作為牟門弟子的林安梧教授是叛徒，其實不然，因為存有論雖然在理論上更接近于熊十力先生的“翕辟說”，但實際上繼承了師門的基本關注點，即整個20世紀新儒學所接續(xù)的由新文化運動確立的如何由“內圣”開出“新外王”的問題。他進而表示，新儒家所建構的不僅是“新外王”，同時也是“新內圣”；而走向現(xiàn)代性的時代要求我們重建儒家的形而上學，他將這一點概括為“新外王倒逼新內圣”。

　　最后，黃玉順教授對在今天如何做哲學這一問題發(fā)表了看法。他提出，中西方哲學都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在近代實驗科學興起之前，哲學越俎代庖地代替了科學，實際上是宇宙論，即cosmology；第二個階段即傳統(tǒng)的本體論ontology，這也是海德格爾在《哲學的終結與思的任務》中指出的過去兩千年的傳統(tǒng)哲學，其所思考的對象實際上是存在者，而遺忘了存在；而今天，新的哲學以“存在”觀念為本源，思考“存在者何以可能”，目的在于回到每一個存在者的存在或生活之中進行理解，從而為之敞開“去存在”或“去生活”的新的可能。

　　林安梧教授對兩位與談人的意見進行了回應。針對傅永軍教授所提出的哲學應當何為的問題，他認為，中國哲學在起點上與西方哲學的區(qū)別在于，漢字是圖像文字而非拼音文字，與之對應的是中國哲學并非以話語為中心，而是以存在為本位。他進而提出，要高度重視如何充分釋放中國哲學主要經典的意義，以及促進漢文化地區(qū)的交流的問題，否則在西方話語主導下的現(xiàn)狀下，將會難以回到中國文化本有的話語、文本和生存世界。針對黃玉順教授對牟宗三先生的評價，他回應，牟先生確實對現(xiàn)代性之后的相關理論持拒斥態(tài)度，堅持以康德哲學的方式建構道德形而上學，因而造成了其哲學思路上的受限；他本人則強調要回到意在回到人活生生的存在場域，重新詮釋存在價值和實踐如何一致的問題。此外，他表示，自己與傅、黃二位教授有著共同的時代關懷，當下所處的二十一世紀已不同于以現(xiàn)代性為主題的二十世紀，而中國哲學所面對的問題也不再是如何現(xiàn)代化，而是現(xiàn)代化之后中國哲學還有沒有價值、能夠釋放經典意義的問題。

　　隨后，三位教授圍繞著存在問題中的時間意識、西方話語體系的鏡像地位以及哲學如何理解和適應現(xiàn)代社會的生活方式等問題展開了討論，進而在這樣一種中西方哲學的溝通對話中，彼此加深了對相關哲學問題的認識，并在文明互鑒、多元共存等看法上達成了共識。

　　提問環(huán)節(jié)中，有三位在場聽眾對林安梧教授提及的相關內容發(fā)問。林教授一一進行了回應。

　　講座的最后，李尚信教授談到，本次講座深入討論了中西哲學會通的問題，三位教授所提出的觀點對于今后研究中深化中國哲學的轉化創(chuàng)新有著重要意義。他對發(fā)言人、與談人及在座所有聽眾的參與表示了感謝，并宣布講座至此結束。